“送外賣就是與死神賽跑”,對于屢被視作高危職業的外賣騎手,國家出手“松綁”。


7月26日,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網信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商務部、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印發《關于落實網絡餐飲平臺責任,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從勞動收入、勞動安全、食品安全、社會保障、從業環境、組織建設等七個方面,對保障外賣送餐員正當權益以及相應義務,提出了全方位要求。


近十年來,隨著移動互聯網的興起,新業態不斷涌現,中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多達7800萬,比如騎手、網約車司機、快遞小哥等。一直以來,關于他們的勞動考核、勞動權益,都處于一種探索過程,甚至一種灰色狀態。此次七部門出臺政策,就是一種監管方面最新的探索。


此次七個方面中,公眾最關心的莫過于勞動收入、勞動安全、社會保障。其中,對于勞動收入,騎手正常勞動所得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可能性不大,畢竟,這還是一份頗有吸引力的工作。騎手的勞動收入問題,更多體現為考核標準,此次《指導意見》要求,不得將“最嚴算法”作為考核要求,通過“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確定訂單數量、準時率、在線率等考核要素,適當放寬配送時限。降低工作強度,加強安全。


外賣平臺算法早已被詬病。今年5月,“副處長送外賣12小時賺41元”登上熱搜。當時,北京市人社局勞動關系處副處長王林個人體驗“外賣小哥”工作,一單跑了近一個小時只掙了6塊6,送晚了還要扣60%的收入……當日,王林最終只完成了5單送餐,獲得41塊錢的收入,而他一天掙100塊錢的目標連一半都沒完成。


而今年年初,外賣員猝死事件發酵,眾包騎手也被推上風口浪尖。眾包模式是指一個公司或機構把過去由員工執行的工作任務,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給非特定的人。


互聯網時代興起,眾包平臺應運而生。一方面靈活就業,一方面卻沒有“五險一金”,眾包平臺發展至今也被討論至今。


平臺高速發展,離不開騎手眾包這種模式,好處在于靈活、高效、成本低廉,可以快速擴張,這也在疫情中就發揮了作用。不過,亦有壞處,由于分散,各地法治程度不一樣,騎手的勞動保障存在很大漏洞。


此次《指導意見》在提出第三方協議需要購買社保的同時,考慮到騎手就業特征提出要求,“按照國家規定參加平臺靈活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并鼓勵探索提供多樣化商業保險保障方案,提高多層次保障水平?!边@意味著,一方面,一直以來處于灰色狀態的“靈活用工”合法性將得到確認;另一方面,騎手的勞動權益也會受到更靈活、更完善的保障。


騎手雖是底層,但也是外賣這個龐大體系的一員,某種程度上,與坐在辦公室的程序員、產品經理一樣重要。七部門此次新規,協調的并非只是騎手與算法的關系,而是積極理順平臺、消費者、騎手三方關系,維護行業發展。


應該看到,算法通過快速把單個騎手的經驗變為系統經驗,創造出了更多效率。但是這個效率并沒有保留在算法中,而是立刻被分配出去,體現為平臺利潤,騎手工資與相對地自由,消費者更快拿到外賣以及相對降低的配送費。


如今,為了騎手的公平,降低這個效率,其成本必然也從平臺、消費者、騎手三者中來。也就是說,平臺放棄一些利潤,騎手少一些強度,少一些工資;消費者則多承擔一些成本,或者對配送時間更寬容。換言之,社會繃得太緊,每個人要求都太高,那么,舒緩一些,放松一些、佛系一些,從長遠來看,這對于個人、行業、社會,都可能是一件好事。


實際上,美團等外賣平臺就有騎手懇談會,產品體驗官等雙向溝通機制,并成立騎手服務部。今年春節以來,全國有120名騎士成為產品體驗官。平臺這么做并不奇怪,這既是他們的社會責任,也是其快速了解市場的需要,而隨著《指導意見》出臺,今后平臺在這方面,應該進一步加強。


平臺解決這類問題應該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以開放、合作的態度,去建立于政府、社會的共識,只有這樣,才能推進行業的健康發展,為消費者創造更大價值。


□劉遠舉 編輯 王進雨 校對 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