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是如何發展的?日本文明的發展脈絡是什么樣的?為何歷史上日本人如此善于學習?我們該如何看待中日交流復雜的歷史?這些問題仍然難以回答,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仍然像是一個最熟悉的陌生人。 

 

通常,在大家的認知中,對于日本史,大家最關注日本近現代史。這也情有可原,因為在傳統的“天下觀”里,日本是偏居一隅的“蕞爾小邦”,也是唐朝的“學生”,怎么會在近現代成為了“列強”,在甲午戰爭中打敗清朝,并在二戰中為全世界人民帶來如此深重的災難?這個疑問一直是刺激許多中國人研究日本的出發點。 

 

由于中日文化相近,日本如何實現近現代化,成為了中國絕佳的一面鏡子。在清末民初,大量中國知識分子留學日本,觀察吸收日本近代化的經驗,以日本為中介引進西學。由此,日本便深深卷入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的構造當中。甚至,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戰后日本經濟騰飛和泡沫經濟的破裂,都成為了東亞國家值得借鑒或警惕的鏡子。不過,上述說法所基于的假設——“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是中國的學生;在明治維新之后,中國成了日本的學生”——這種“明治維新二分法”過于簡單粗暴,歷史顯然沒有那么簡單。 

 

近年來,許多關于近代中日語詞交流的研究陸續出版,陳力衛、沈國威等學者的考證發現,近代以來許多中文學術概念和新知詞匯的確是從日本借來的,但是,日本人在翻譯這些西學著作的時候,他們其實經常從古漢語的字詞中尋找靈感。這至少表明,近代中日交流的歷史不是單向的,而是錯綜復雜、難分彼此的。同樣,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也不全然“鸚鵡學舌”,毫無主體性。

 

王勇,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長、東北亞研究中心教授。

 

在《講談社·日本的歷史》出版之際,我們專訪了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長、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教授。對于日本文化的發展,王勇提出了“嫁接”的發展模式,這種“嫁接”模式讓日本文化形成一種層層疊疊的多元架構,這或許也能解答“為何歷史上日本人如此善于學習”的印象。 

 

王勇認為,要真正了解日本,僅關注日本近現代史是不夠的,我們不能將明治維新前后分開來看,而是要更加全面地了解日本。他認為,近年來的“日本熱”是在“補課和還債”——黃遵憲和戴季陶等人都說過,日本人已經把中國都研究透了,而中國人看日本則浮光掠影。因此,解開日本文化發展的脈絡和線索,對于增進我們對日本的了解和對我們自己的了解,都是大有裨益的。


《講談社·日本的歷史》,[日]寺澤薰著,米彥軍等譯,新經典·琥珀|文匯出版社 2021年5月版


日本人寫的日本史與西方人寫的日本史

有什么不同?

 

新京報:先來談談這套書吧,能否簡要地介紹一下,這套講談社出的日本史,與中國學者所研究的日本史,或像詹森主編的《劍橋日本史》有什么樣的不同?日本人研究自己的歷史,和中國人研究日本史,以及西方人研究的日本史分別各有什么樣的特點?

 

王勇:《劍橋日本史》和《講談社·日本的歷史》這兩套書的史觀和訴求是完全不同的。以《劍橋日本史》為代表的西方學者所撰寫的日本史,總體上是從旁觀者的角度出發的。在立場上,日本人所寫的日本史跟旁觀者所撰寫的日本史是很不一樣的,日本學者和西方學者之間的學術知識體系、歷史觀、價值觀、研究方法、所用的史料和對史料的詮釋都大相徑庭。

 

在《劍橋日本史》里,西方人之所以研究日本史,是因為他們非常關注現代日本。西方人比較厚今薄古——他們對日本古代史并不是特別關心。精通日本古代史的西方學者并不多。在西方,日本研究興起的真正原因是戰后日本經濟騰飛。西方的日本研究通常帶有明確的訴求或目的性。

 

相較來說,日本人自己書寫的日本史當然會更關注日本歷史的由來、日本文明的產生和日本歷史的脈絡。日本人最清楚日本近現代的源頭在哪里。純粹從歷史學的角度上來講,日本人所寫的日本史在脈絡上更加清晰,在敘述上更加完整。

 

此外,西方的日本史研究最早是在東方學里。東方學由來已久,主要存在于西歐國家。上世紀50年代,在日本研究達到鼎盛時期,以美國為中心的東亞研究的日本研究會偏重于政治、經濟。

 

總的來講,在歐美的價值觀里,日本研究屬于邊緣地位。西方學者會站在西方價值觀的立場上,居高臨下地對史料進行一些梳理和剪裁。比如,西方人會比較關注政治史、社會史和經濟史。

 

《劍橋日本史(第5卷)》,[美]詹森主編,王翔譯,啟真館|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3月版

 

《講談社·日本的歷史》是網野善彥主編的。在日本,網野善彥是近代史學的奇跡——他既繼承了日本史學研究的傳統,比如說重史料、關注庶民,又提出了很多新觀點。日本傳統的日本史研究比較注重正史——正史主要記載朝廷的大事,包括政治和外交。按照中國史書的說法,五品官以下的官員是不會被記載入史冊的。這種歷史主要記載上層官僚階層的歷史。網野善彥比較關注在官僚階層、貴族階層之下,社會最具有活力的那一批人群。因此,他使用了很多正史以外的資料,包括被許多史學家摒棄的民間資料,在某種意義上,西方史學家也沒有關照到他所觀照到的人群。

 

因此,《講談社·日本的歷史》更注重庶民階層的歷史細節,這是日本史學的一個特點。日本人所寫的日本史,能看到周邊的細微變動對日本所造成的影響,而西方人、中國人和韓國人所撰寫的日本歷史是看不到的。

 

除此之外,《講談社·日本的歷史》還應用了很多新出現的史料。這套書里所用的一些史料文本,像我這樣日語能力跟母語差不多的人都很難解讀出來。這套書對日本史料文獻的解讀超過了以往所有以“旁觀者”視角出發而得到的解讀。日本學者解讀得非常細膩,而我們大多是用理性的、科學的方法去解讀這些史料。這樣的話,我們是讀不出來一些字里行間的意思的。


從全球史的角度來重新審視日本史

是日本史學界的一場革命

 

新京報:你在序言里說,講談社的這套日本史不再局限于在日本列島之內觀照日本的歷史,而是從東亞乃至世界的聯系中洞察日本歷史的脈搏。像《講談社·中國的歷史》也很重視中國和東亞秩序的互動,講談社還有一套《興亡的世界史》,也是特別注重全球不同區域的交往和互動。這是否說明,在日本,這種全球史觀已經成為了歷史界的某種新潮流?還是說,這只是講談社歷史書的一種特色?講談社的這種全球史觀在日本學界現在處于什么樣的地位?這種史觀給我們的史學帶來什么樣的啟發?

 

王勇:這是日本史學界的一大進步?;蕠酚^曾經長期禁錮日本史學界的思維?,F在,很多學者雖然不會打著皇國史觀的名號來從事研究,但是,他們的歷史敘事依然如故——從時間上來講,日本是萬世一系的;從空間上來講,日本是獨特的。他們會盡可能排斥周邊地區對日本的影響,從而強調日本的本體性、主體性和獨立性。

 

許多人曾聽說過日本歷史學界的造假問題。造假問題的根源在于,造假者希望日本文明要盡可能地比周邊國家古老。因為如果日本文明是亞流的話,那么文明的主流就是中國了。所以,長期以來,皇國史觀對日本造成了很大影響,在這種氛圍下,日本史學界跳出了藩籬,從區域史、世界史或者全球史的角度來重新審視日本史——我認為這是日本史學界的一場革命。

 

全球史的發展有自己的脈絡。東京大學原副校長羽田正的全球史著作也在中國出版了。全球史不強調日本文明的脈絡是土生土長的,而是從文明的交匯、日本跟周邊國家的人來物往中,去重新書寫日本歷史。

 

網野善彥也是全球史的代表人物。網野善彥說,日本文化不是萬世一系、一線單傳、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地受到其他文化影響的。不光如此,日本人種的遺傳基因,也在不斷受到外來影響、發生變異?,F在的日本人跟原來的倭人是不是一個人種?網野善彥在《講談社·日本的歷史》的首卷里就提出了這個疑問。這套書客觀、果敢地給我們展現了日本文化在成長過程中,以往日本史所不重視的時空對日本的影響。在皇國史觀強調萬世一系的時候,這些周邊的因素都是可以被排除的,甚至可以被有意抹殺的。

 

在這套書里,作者們大膽承認,在最古的時候,日本受朝鮮半島的影響很深——因為當時中國人的航海能力還沒有那么強。在隋唐后,日本受中國大陸的影響很深——這種影響是翻天覆地的:這不光影響了日本人的生活質量、技術革新,甚至還影響了他們的精神世界。近代之后,日本又受西方的影響。

 

當然,這套書繼承了日本歷史的主脈——假如連日本歷史的主脈都放棄了,這套書就不是日本史了。日本的歷史主脈跟周邊國家都不一樣——中國的主脈是改朝換代,漢朝是劉姓的家天下、隋朝是楊、唐朝是李、宋朝是趙、明朝是朱,中國史是易姓革命的歷史。這是孟子提出來的,易一次姓就換一個朝代——換一個家族來管理國家。日本的天皇連姓都沒有,怎么易呢?


《新京報·書評周刊》7月23日專題《東京》。

 

日本是以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遷移來定義時代的。飛鳥時代、奈良時代、平安時代、鐮倉時代、室町時代、江戶時代,這些時代都是以首都所在地來命名的。政治中心的遷徙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終結和另外一個時代的開啟?!吨v談社·日本的歷史》堅持了日本的特色,還是按照這個脈絡來寫日本史。

 

可是,日本并不存在于一個封閉的空間里,大海本身是開放的。我現在經常比較喜歡使用“東亞地中?!边@個詞。借助海洋流速來遷徙比陸地上的遷徙要快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假如一個古代中國人要移民日本,坐船最慢幾個月就能到。如果他從陸地遷徙,他要通過遼東、朝鮮半島再到日本,最快也要60年,甚至往往要花幾百年。因為在陸地上,他不可能一直往前走,他要停下來生活一段時間,再往東遷徙。這套書毫不避諱地書寫了周邊地區對日本的影響,這是一種新的史觀。

“吳音”、“漢音”和“唐音”,

展現出日本文化發展的“嫁接”模式 


新京報:剛剛說日本跟周邊地區的文化常有互動,有人說,日本不斷地吸收周邊地區的文化,以至于大家會覺得日本人是一個非常善于學習、吸收外來文化的民族。日本史也是一個日本與周邊民族交流學習的歷史。你是怎么看待日本人更善于學習、接受別的文明的看法的?在歷史上,日本為何會積極主動地吸取外來文化?

 

王勇:這個問題很專業。我們的確都這么說,可是這有什么根據?我曾寫過一篇論文,叫《日本文化論:解析與重構》,發在《日本學刊》上。這篇論文就探討了這個問題——日本文化的本質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增長、怎么發展、怎么變遷的?

 

我在論文里討論了很多學者的論說,包括日本學者、中國學者、西方學者的評論,最后我得出我自己的結論。我就講我的結論:在日本文明進程過程中,日本沒有走不破不立的路——要產生一個新東西,就要把舊的東西斬草除根;要引進外來的東西,要把本土的東西滅掉。日本采用的是“嫁接”的模式,這是我的一個比喻。

 

日本文化像一棵古樹,有著幾千年的文明史。它通過不斷地嫁接外來文明,來激發古樹的進化。把古樹砍掉種一棵新樹,這樣就能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在日本天皇萬世一系的情況下,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各個朝代不斷地吸收外來文明,嫁接在樹上,形成了層層疊疊的文明架構。

 

這個文明架構不是單一的,是多元的、有著多層結構的。比如,中國的語言對日本的影響很大,日本的假名本身就是從漢字變化過來的。古代日本的大部分詞匯,尤其涉及抽象思維和理論技術的詞匯,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中國傳過去的。

 

在魏晉南北朝時,日本從中國引進了最早的一批詞匯。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技術文明傳到日本,比如水稻種植、金屬制造、金屬鑄造和紡織技術等。當時,傳到日本這批詞匯的讀音是按照魏晉南北朝時期長江中下游的南方口音讀的。因此,日本人稱作“吳音”。到在隋唐時代,日本跟中原直接聯系上了。隋唐對日本的制度文化影響很大。中國官方的用語、制度、文化傳到了日本。伴隨著這些文明成果的輸入,輸入日本的詞匯的讀音是按照當時長安的讀音,在日本被稱作“漢音”。

 

“漢音”傳過日本后疊加在“吳音”上,日本人并沒能廢除掉“吳音”。因此,同樣一個詞匯就存在兩種讀音。比如,“行腳”是旅行的意思,用吳音讀代表這個詞在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含義。那時,“行腳”跟佛教的關系很密切。假如按“漢音”來讀,這個詞就代表了隋唐時候的含義,跟佛教沒有太大關系了。

 

在明清時代,與日本有交流的中國地區主要是福建、長江以南一帶。當時,由于海運發達,明清時期的商人傳到日本詞匯的讀音叫“唐音”。當時,日本人稱中文翻譯就叫“唐通事”。在同一個漢字里,“唐音”與“吳音”、“漢音”是并存的,“吳音”代表佛教一類的含義,“漢音”代表中原的制度文化、法治體系,“唐音”很可能代表商品經濟、貿易等含義。

 

所以,日本文明通過這么一種形式,形成了重重疊疊的多層架構。我們說日本人善于學習,是說他們可以無限量地學習。日本文明這棵古樹在島上的發展空間是有限的,它的活力也是有限的,若它需要發生變異,就需要外來文明的刺激。外來文明刺激日本后,日本不會產生一個穩定的架構后就開始排除外來文明的影響。正是因為日本文明的特殊架構,在日本文明的傳承過程中,日本需要一個能夠不斷學習而不產生大矛盾的方法。

 

比如,如果在“漢音”傳過來后要把“吳音”排除出去,那么佛教徒該怎么辦?現在,在日本讀佛經還是用“吳音”讀的。如果明清時代通過貿易經濟傳過來的“唐音”把“漢音”要排除出去,實際上會毀壞一片樹林。

 

我認為,日本文化首先是日本的。相對來講,日本是孤懸在東海上,跟周邊國家沒有接壤。所以,日本不像朝鮮半島——朝鮮半島與東亞大陸是接壤的,文化刺激是不請自來的、日常發生的、不需要刻意向外接觸的。那么,日本尋求來的外來文化就儲存在日本文化當中,成為日本接受和學習新文化時候的一種底氣,而不是一種障礙。

 

隋唐時代傳入日本的精神文明浪潮

使日本人具備了主體創造文明的條件

 

新京報:剛剛說日本人善于學習。日本曾經向中國派遣過遣隋使、遣唐使學習中華文化。在中日交流史中,中國是處于優勢地位的,但日本并沒有對中國的所有東西都不加選擇和修改地全盤接受,而是會保留很多日本的傳統價值。日本吸收了中國的律令制,但日本卻保留了貴族社會、地方封建。在唐朝的華夷秩序內,日本形成了自己的主體意識。比如書里提到,日本獨特的“天下觀”與中國的是不一樣的,還有“天皇”這個觀念的出現,和日本這個國號的誕生。你是怎么看待日本渴望中國文化的滋養,但是又想擺脫中國的影響,反而形成日本的主體意識這個現象的?

 

王勇: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學習、模仿、取舍中國文明的歷史不可否認,因為中國就是日本最大的外來文明刺激源。沒有這個刺激源,日本這棵古樹不可能時時刻刻爆發出旺盛的生命力。中國對日本主體性的產生有決定性的影響,這也是分階段的。

 

在秦漢時期,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物質文明上。比如,絲綢傳到日本去后,日本人會穿絲綢衣裳,但是不會造絲綢。中國的編鐘傳到日本去了,但其中的內涵和知識沒有傳過去。使用編鐘需要深厚的音樂知識,也需要專業操縱這些樂器的人士。在日本,由于這些知識的缺乏,編鐘從來就沒有被日本人當作樂器。中國編鐘的中間有根會晃的舌頭,這個舌頭在晃動時會敲擊編鐘發出聲音。日本仿制的一些編鐘甚至有把這塊舌頭焊死的。所以,秦漢時期的物質文明影響了日本,可遠遠不夠激發出日本文明的主體性。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技術革命傳到了日本,水稻種植改變日本文明的景觀。除此之外,金屬制造技術也傳到日本。日本人開始仿制銅鏡。這意味著很多科技知識傳到了日本,對日本生產力的發展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但這時也不能從根本上誘發日本的主體性。

 

我認為,真正誘發日本主體性的是隋唐時代。我一直在提倡“書籍之路”的理論。當時,大量書籍在中日之間往來,這是很不容易的。中日之間的政府使節往來平均20年才有一次,其中平均1/3的人都死在路上。因此,日本人要冒著巨大風險、動用國力去中國學習。這也是為何平均20多年,甚至40多年左右才派人去中國一次,這差不多就是一代人的時間——當時的平均壽命并不高。

 

因此,日本人要考慮怎么樣能夠用最高效的方式學習中國文明。光派人去不行,因為許多留學生在被派到中國后,很少人會回來?;貋淼牧魧W生在中國生活了20年,日語都可能忘掉。歷史上真有這樣的案例,有留學生回日本后忘掉了日語,大家只能靠寫漢字交流。

 

因此,日本人考慮把中國的書籍帶回日本。中國文明的傳承主要靠書籍。中國人讀什么書,日本人也讀什么書。而且,書里還會講,如何生產絲綢、如何改進農具、如何制定法律、如何建造都城。這些東西光看一眼是沒用的。尤其在天文歷法領域,若不了解制作歷本的原理,手里只有歷本的話,那用幾年可能就沒用了。

 

因此,日本遣唐使到中國后,他們不惜一切代價地買書?!杜f唐書》里記載,日本遣唐使到中國后,中國人給他們絲綢——當時絲綢是貨幣,西方人拿到絲綢后都很開心,因為能賣出高價——日本的遣唐使則把所有的絲綢換成書,然后歸國。這是玄宗年間的事情??上攵?,隋唐時代的中國精神文明是日本主體性的源頭或最大載體。中日之間交流的人員很少,但大量的書籍卻傳到了日本,促使日本人跟中國人讀一樣的四書五經。如此,日本人的心靈世界發生了變化,他們的審美情趣也發生了變化。

 

日本遣唐使

 

在唐朝時,日本有句詩歌很有趣,叫“勸學院里聞雀聲”——勸學院就是兒童讀書的地方,“聽來全是蒙求音”,麻雀呱呱叫,麻雀也在背誦《蒙求》。普天下都在學中國的童蒙書——《三字經》《千字文》及《蒙求》等。這段時期重塑了日本人的心靈世界。我認為,那時日本人已經具備了主體性,而不是把中國文化當成一種外來工具,而是作為自己文明的一部分融入本體之中了。

 

正是在中國的影響下,日本具備了自己的主體性,創造出屬于自己的文明。有時候,我們會認為那時日本人只是在模仿中國。這怎么會是模仿?這是他們自己的心靈發落。比如,當時日本的很多人會寫漢詩,可他們不是在詠中國的泰山,而是在詠他們的富士山。雖然日本文化里存在中國元素,可確確實實它們又都是日本的文明。因此,在中國文明傳入日本的三次浪潮里,最后一次浪潮——精神文明浪潮使日本人具備了主體創造文明的條件。


日本處在一種“既在亞洲又不在亞洲的狀態”

 

新京報:在這套書中,我發現一個有趣的案例,在冊封體系里,日本是向唐朝朝貢的國家,日本很明顯是中華帝國的外藩。但是,在日式的“天下觀”里,日本將唐朝、新羅視為自己的外藩,所以他們很不希望唐使來日本,因為若唐使來日,會見天皇的禮節會讓日本人很為難。當時日本也一直想要新羅給他們朝貢,渤海國也給日本朝貢。日本一直在追求唐朝承認它們的小帝國的構想,甚至想跟中國平起平坐。為什么日本不愿意接受古代中國對其周邊鄰國所指望的那種附庸地位?而是一直想與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保持距離呢?

 

王勇:這涉及很前沿的學術問題。這個問題目前還沒有定論。我有一些粗淺的想法。日本跟中國的關系很密切,《講談社·日本的歷史》里就寫到“天下觀”。雖然日本的“天下觀”跟中國的“天下觀”有微妙的差別,但是我們不能只看差別,其實絕大部分內容是相同的。當然,日本學者寫日本史肯定會強調它們之間的差別,我寫的話就會強調共同的部分。

 

實際上,中國的“天下觀”至少會把認識范圍之內的天文、地理、社會和人進行通盤考慮。在隋唐時代,對于遣唐使和遣隋使來說,他們并不是到了中國,而是到了世界的帝都,這就像我們現在到紐約一樣。因為當時的唐朝長安是世界上的三大帝都之一。在當時的亞洲,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最西面的是君士坦丁堡;中間的是泰西封;最東面的是長安。那時,唐朝的經濟總量相當于全世界的50%以上,今天美國才有20%多。

 

所以,強大的唐朝有近80多個國家來朝貢。日本遣唐使到中國后,他們融入的不僅是一個國家,還是整個世界。這擴大了他們的眼界和世界觀。在隋唐時期,日本人產生的世界觀叫“三國觀”。他們認為,除了文明比較發達的天竺(印度)、中國和日本,其他地方都是野蠻國家。那時,日本作品中的“三國觀”非常盛行?!叭龂本褪撬麄兯佑|到的天下,他們對西方的了解非常有限。

 

在宋明時期,東亞各國的經濟貿易圈是以中國錢幣作為通用貨幣的。那時的商業物流網讓日本人看到了周邊的世界,并慢慢認識到——原來除了日本和中國外,還存在這么多國家。那時,中國最盛行東洋、西洋這樣的概念——比如,明朝時有一本書叫《東西洋考》。1542年,葡萄牙一艘本來要到寧波去的船漂到了日本。這艘船到日本后差一點和日本人打起來。船上有一個中國人,這個中國人就跟日本人進行了筆談。日本人從這個中國人那里得知,這些葡萄牙人在東西洋的范疇里屬于南蠻。所以,日本將葡萄牙傳來的文化叫“南蠻文化”。通過這次事件以后,日本人跟葡萄牙人交流起來了。所以,在明代,日本在中國的東西洋概念中跨出了一步。

 

《東西洋考》書影

 

在明治維新的時期,日本推行“脫亞入歐”政策。他們打不過美國的佩里艦隊,就想脫離東洋,加入西洋。在某種意義上,“脫亞入歐”實際上是失敗的,日本不可能拋棄自己的立足點。

 

到現在,日本的“脫亞入歐”還有影響。比如,中國所講的東洋一般指日本。日本講的東洋人、東洋貨,或者現在東京大學里的東洋史、東洋哲學,其中的“東洋”都是并不包括日本。東洋的概念是落后的,我們也會奇怪,為什么《東洋學報》一般不刊登純粹研究日本的文章?在中國,《東洋學報》就等于《日本學報》,但是在日本,東洋史學竟然不包括日本史。在“脫亞入歐”后,日本就不用東西洋這個概念了,他們開始使用“東亞”這個概念。大家都知道,這個概念發展到極點就是二戰時期的“大東亞共榮圈”。

 

“東亞”是怎么來的?在日本還屬于“東洋”的時候,日本是處于中國之下的;經過“脫亞入歐”洗禮后,在“東亞”里日本是想要當霸主的。一個巨大的中國促使日本不斷地調整自己的世界觀。直到現在,為什么日本要參加以西方為主的G7各國首腦會議?我認為,日本的亞洲觀和世界觀差不多,是在跟中國的交往過程中,經過摩擦、沖突、融合,逐漸形成的一種,既在亞洲又不在亞洲的獨特觀念。

 

其實,日本的很多東西比我們更“亞洲”,比如,日本保留了很多傳統元素。中國早就不用年號來表示時間了,但日本還在用。日本穿的和服擁有我們隋唐時期的很多服飾元素。日本的根扎在亞洲,可是在政治經濟層面,日本又西化得厲害。這形成日本如今很不協調的、既在亞洲又不在亞洲的狀態。


明治維新“二分法”過于簡單粗暴


新京報:在近代,中國與日本也有非常緊密的交流互動,最近中國出了很多研究近代中日詞匯交流史的著作。大家都知道,在近代中國的西學東漸中,有很多西方的學術概念、新知甚至詞匯都是通過日本這個中介傳入中國的,但其實日本人在近代翻譯西方著作時,也經常從古漢語的字詞中尋找靈感,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的歷史是“難分彼此”的。你是如何看待在近代中日交流中,日本所扮演的角色?

 

王勇:這是個很好的問題?,F在,我們有一種偏見,這個偏見不僅存在于民眾,還存在于學者之間——這就是明治維新二分法:在明治維新前,日本主要受中國影響,在明治維新后,日本向西方學習,中國成了日本的學生。

 

這個二分法太過于簡單。這個二分法可能起源于蔣方震(蔣百里)。蔣方震在《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書中提出,日本歷史上最偉大的兩位偉人分別是學習中國文化的圣德太子和接受西方文化的明治天皇。我認為,我們不能這么簡單地看中日關系。

 

蔣方震(蔣百里)

 

首先,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接受西方的文化是有自己的底氣的。如果沒有底氣,沒有積累,就會被反客為主。日本吸納西學的底氣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這是不能否認的。比如,日本的中醫叫“漢方”,為什么叫“漢方”?因為西方蘭學的蘭醫傳進來后,對應蘭醫的就是源自中國的“漢方”。西方傳進洋服后,如果說日本沒有自己的底蘊,他們可能就全穿洋服,不穿和服了。日本的和服原叫“吳服”,因為洋服進來了后,為了分庭抗禮,大家就把“吳服”叫成“和服”。

 

所以,就像你講的,沒有漢語詞匯,日本根本就沒有本領也沒有底氣去消化西方的概念。日本人也只能從中國的古漢語里尋找靈感,有時是通過“舊瓶換新酒”的方式去置換概念。比如,“社會”這個詞中國本身就存在。中國古代的“社會”指的節日里大家舉行的集會慶?;顒?。這個詞就被日本人借用去翻譯西學中“society”一詞。

 

另一方面,在明治維新后,在傳統文化上,中國繼續對日本施加影響。中國不是在明治維新后只以日本為師,什么都向日本學習。在傳統文化方面,比如書法、佛教、美術、工藝等許多方面,日本還在繼續向中國學習。

 

在西學領域,中國的確向日本學習了很多東西。清朝派出了很多考察官員去考察日本的西化成果。周作人有一句名言——在日本的感覺,一半是異域,一半是古昔。古昔就是中國的東西,異域的東西是西化的部分。實際上,在西化的那部分里,日本是有所取舍的。明治維新模仿的是哪一個國家?我們并不知道。因為日本人東摘一塊,西取一塊。帝制學一個國家,教育學另一個國家,工業又學另一個國家。所以,在西學領域,確實像張之洞所說,通過日本來學西方是最便捷的。

 

在技術領域,日本和中國各有特長。在我的印象中,當時日本的絲綢制造抗病菌的技術比中國高,中國就向日本學習。反過來,在制糖技術上,日本不具備中國的技術,日本則向我們學習。所以,近代中日的交流是多元的、多樣態的。

 

新京報:近年來,中國出版界引進了許多與日本史有關的書,并形成了一股“日本熱”,你對這個現象有什么觀察?你覺得為何當代中國出版界會出現“日本熱”?了解日本史對于中國人來說意味著什么?

 

王勇:我們這是在補課和還債。晚清時的黃遵憲和民國時的戴季陶等人都說過,日本人已經把中國都研究透了,他們把中國放在解剖臺上,不斷地、反復地解剖中國的脈絡、經脈和骨骼,而中國人看日本則浮光掠影、霧里看花。在100多年前,中國人早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中國知己不知彼,造成了慘痛的教訓。

 

《講談社·中國的歷史》這套書出版時在中國引起巨大的反響。我們不是為里面的知識研究方法而感到驚訝,而是為日本人對中國了解的程度而感到驚訝。我們自己捫心自問,中國對日本了解又能達到什么樣的程度?除了戰國時期這塊,一般讀者對日本古代史并不感興趣,我們好像不需要了解日本的古代史。但是,日本作為中國的鄰國,不管未來日本與中國是敵是友,我們都需要做到知己知彼。

 

因此,我們應當補上日本歷史的課。我認為,現在的“日本熱”并不是人為炒作起來的,這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擔當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我們需要了解鄰國,了解世界。所以,媒體能推廣一把的話,我認為也是有必要的。


采寫 | 徐悅東

編輯 | 走走 申嬋

校對 | 趙琳